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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信息  2011-06-07 15:45:04
    阎军:与四任委员长结缘的“大会堂记者”

《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 张晓娜

她的作品曾直接影响到《婚姻法》的修改,她采访过彭真、万里、乔石、李鹏、朱基、吴邦国、李瑞环、尉健行……

    她以百折不回的意志力,追求新闻价值的理想境界,坚守记者的良知底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影响不菲的时政新闻……

    作为《法制日报》高级记者、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阎军在坊间有一个敬称——“资深大会堂记者”。


    20113月的一天,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咖啡厅。

    坐在记者面前的阎军是一位气质不凡风韵依旧的女士,她坦诚、热情,使你感到没有年龄的距离。她刚刚从《法制日报》领导岗位上卸任不久,现任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她向记者讲述了一件件发生在她身上看似传奇却又无比真实的故事。

    法制时政新闻记者——是阎军对自己的定位。

    “资深大会堂记者”——是坊间对她的敬称。

白宫记者和大会堂记者的会面

    美国终身国会记者托马斯向中国记者同行表示,一个好的记者应该做到以下五点:有很强的好奇心;热情、投入;总是保持充沛的精力;有好的职业道德标准;敬业精神。阎军甚为认同。 

    199610月,恰逢全国记协组织首都十几个新闻机构的女记者访美,成员之一的阎军在北京时就提出一定要增加采访美国著名记者海伦·托马斯的内容。为此,通过记协她给美国新闻出版署递交了采访提纲。

    “只有采访到托马斯,我才觉得美国之行不遗憾。递交采访提纲时阎军并不抱希望,没想到美国新闻出版署同意安排。阎军期待着这次跨洋的同行会见。

    在美国,托马斯的知名度是同美国总统联系在一起的。自从1961年加入白宫记者团,海伦·托马斯经历了从肯尼迪到奥巴马总共10任美国总统。在位于白宫主楼和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之间的新闻发布厅里,托马斯作为白宫记者团团长,始终享有坐在第一排中央的特权。每一次,总统的最后一个问题总是要留给她。她说能结束,白宫新闻发布会才能结束。这是海伦·托马斯作为职业记者获得的莫大尊重和奖赏。

    “多年来,当这个女人走近时,总统们就会发抖。她有刀子似的舌头和利剑般的智慧。美国《华盛顿邮报》曾这样评价托马斯。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阎军就从《参考消息》对托马斯忠于职守的奇特生涯的连载中获知了这个名字,对她敬慕有加。

    作为常年采访和报道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工作,被坊间称为资深大会堂记者的阎军,一直关注着这位美国同行。

    这一次,阎军终于有机会在白宫亲自采访当时已76岁的托马斯,地点就在全世界著名的,但却陈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狭小的白宫新闻发布室。

    托马斯向中国记者同行表示,一个好的记者应该做到以下五点:有很强的好奇心;热情、投入;总是保持充沛的精力;有好的职业道德标准;敬业精神。阎军甚为认同。

    海伦·托马斯说:我反对记者们缺乏勇气和能力去揭穿白宫在日常新闻发布时兜售给他们的谎言,相反却跟着白宫的调子跑。这不是对读者负责。

    回国后,阎军写了《白宫采访印象》一文,记述了这次难忘的会见。

    多年来,阎军一直以海伦·托马斯等世界女名记为自己的精神偶像,她相信中国时政记者完全可以做得非常好!

    阎军言出必行,在党的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妇女代表大会、远南运动会、第六至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换届选举盛会、中共中央法制讲座、随两任委员长出访等重大政治活动的报道和采访中,她的身影都出现过,也带给了读者一篇篇脍炙人口难以忘怀的作品。

    特别是20多年前与央视记者联手,直接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即席现场采访委员长彭真、副委员长彭冲、耿飙,具体运作、成功促成轰动一时的破产法讨论专题片的播出,开时政报道之先河,成为阎军记者生涯的得意之笔。

一篇调查报告使她和人大结缘

    阎军被总编派去做全国人大的报道,遇到了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聊天时说:你是不是写调查报告的那个阎军啊?那份报告当时对我们特别重要,彭真让我们再找同样的报告就找不到了。” 

    很多人知道阎军,是通过她连篇累牍的重头报道。但很少有人知道,她真正和全国人大结缘是从30年前一份调查报告开始的。

    1969年,作为北京知青的阎军,在陕西省延安县插队锻炼两年后进入到政法系统,分到陕西省女子监狱做文书工作。

    在工作中,阎军接触了大量的重刑女犯,写下了《陕南山区妇女犯罪摸底调查》一文。

    当时恰逢1980年修改婚姻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研究和修改时,需要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据人大当时参加该项立法的同志回忆,由全国妇联提供的阎军的这份调查报告,立即引起了彭真同志的特别重视。

    阎军在这份调查中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妇女杀人犯中,有43%都是因为事实上的买卖婚姻包办婚姻造成的,因为离不了婚而不得不杀了人

    除了惊人的数字,这份调查报告中的一段结论性分析也是为引起高层重视的原因:

    “这种情况反映了某些农村基层组织在执行婚姻法上存在的问题,即批准结婚时忽略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或者轻信了家长干部或双方被迫编造的假话,就予以批准,使得许多包办买卖婚姻轻而易举获得了合法手续,一些大队支持和维护父母包办的合法性,这就在客观上鼓励了此类违法行为的滋长。另一方面,在办理离婚时,又经常是比较简单地强调和坚持双方同意长期调解。但是,在包办和买卖婚姻的实际情况中,离婚意味着男方的重大物质损失,所以实际上极难做到双方同意,这从许多婚姻因离婚不成而通奸,通奸后杀害本夫,男方仍不离婚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离婚手续的做法,实际上堵塞了女方要求通过合法手段解除包办婚姻的正常途径,一些妇女的正当婚姻恋爱就因事先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事后又不能以合法的形式来解除强加给她们的非法婚姻而采取了恶性报复,走上了犯罪道路。

    对于这份调查报告,彭真不但立即批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参阅,而且指示希望能找到类似的报告。

    草案最后在离婚条款上增加了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四章第三十二条规定: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现在一方提出离婚,法律上也会考虑。这在当时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改变。

    阎军的调查报告给婚姻法在离婚条款上的重要修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持,为千千万万妇女争取自由,洞开了法律保障之门!

    1982年,阎军在西安读完大学新闻专业几年后调到《法制日报》工作。阎军被总编派去做全国人大的报道,遇到了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和阎军聊天时还说:你是不是写调查报告的那个阎军啊?那份报告当时对我们特别重要,彭真让我们再找同样的报告就找不到了。

    阎军感到,冥冥中她早已和中国立法结下了不解之缘,更没有想到,从此她的毕生事业竟然与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与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电梯里旁听万里与代表对话

    有记者这样描述阎军:别让她瞄上你,如果她想采访你、认识你,想让你给她一份资料或者要你跟她合作接受采访,你最好早早了。否则,她百折不回的意志力和不厌其烦的执著表达,一定会使你原来的坚定变得烟消云散。” 

    众所周知,能经常出入人民大会堂的那些记者,都是各大中央新闻机构中久经考验的佼佼者。

    上世纪80年代的全国人大,对记者要求特别严,规矩特别多。时不时有人因不合规矩,被新闻局官员要求派出单位换人,没有商量余地。

    在《法制日报》,阎军是第三任去报道人大新闻的记者。之前的两任都是因为出错被请了回去

    最初走入人大,新华社瞧不起,审稿人不信任的现实令阎军倍加小心。

    她的秘诀是:要先学新华体,站住脚,力争以本报记者名义独立发稿,逐渐取得信任后,创造性地加入自己的观点,再慢慢扩大范围,一直到能发表完全属于自己的独家新闻。

    最初因为缺乏信任,发不了稿,阎军掉过眼泪。

    阎军说:会议结束别人撤,我不撤。中午别人吃饭,我还在那盯着要背景材料。领导再忙,我也要等着审稿,坚持当天审稿,当天发稿。

    阎军的韧劲在业内是出名的。有记者这样描述阎军:别让她瞄上你,如果她想采访你、认识你,想让你给她一份资料或者要你跟她合作接受采访,你最好早早了否则,她百折不回的意志力和不厌其烦的执著表达,一定会使你原来的坚定变得烟消云散。

    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认为:时政记者跑会议没有多少料儿,都是老一套。但阎军却始终认为会中有千秋,作为时政记者你就要明察秋毫

    万里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时,大家都觉得万里没怎么讲话,没有新闻。

    1991年,时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的徐心华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两会新闻报道漫议》,其中,特别表扬了阎军。

    徐心华在文章中说:《法制日报》在报道的时候报道了万里委员长向北京市长了解北京市水、电、城建、环保等情况,还报道了万里和李维康、胡亚美等代表的对话。可是,其他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却说万里委员长没有讲话。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差别?这主要在于记者的新闻敏感和采访作风有差异。

    阎军告诉记者,当时万里在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确实没怎么讲话,散会后,其他记者都已经走光,阎军却一直跟着万里走入电梯。那篇报道是她根据万里和代表们在电梯中的对话内容发出来的新闻。

    1994年,阎军随乔石委员长访问西欧三国。

    在瑞士,新华社记者抢拍了一张阎军和乔石、丁肇中并排的照片。因为当时阎军在采访时特别努力,本在参观队伍后面的她被乔石委员长的夫人郁文和时任秘书长的曹志推到了前排,因而有了这张在采访现场和乔石合影留念的照片。

    回国后,阎军发表了《让友情飞跃阿尔卑斯山》等文章。

    1997年,阎军在《法制日报》发表文章《共和国第四任委员长——彭真纪事》。因彭真生前不愿多宣传,这篇作品写完4年后,在彭真逝世之际,作为纪念文章经中宣部同意才得以发表,成为阎军历时最长的报道。见报后被《新华文摘》等几十家媒体转载。

    之后,她去中南海万里家中采访,写出了《万里:退出政坛不发愁》一文,满足了海内外对刚刚退下来的委员长万里生活的关注。

    20006月,阎军随李鹏委员长访问欧亚六国,写下了散记《六国情》。

    能直接采访到四任委员长彭真、万里、乔石、李鹏,这是阎军独有的特色。在中国新闻界,尚没有其他人能出阎军之右。

促成彭真接受现场即兴采访

    当提出要现场即兴采访彭真时,84岁高龄的彭真开始觉得很突然,他一再和蔼地表示没有准备,恐怕谈不好。但最终,当日的常委会会议因此次即兴采访顺延了40分钟。 

    1986年,阎军已经在人大站稳了脚跟。同年,《法制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合作,由阎军促成和参加的关于《破产法讨论》的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轰动一时。

    这一年,五届全国人大十一次会议,辩论企业破产法。因涉及大量资不抵债经营亏损的国有企业,大量的国有资产和千千万万职工的切身利益,来自各个方面的常委会委员们争论异常激烈。委员们畅所欲言、立法民主通过专题片的播出得到真实再现。当时,中央电视台收到了五大麻袋30多万封群众来信,并受到中宣部通报表扬。

    在当年,中央电视台专题部是进不了人民大会堂的,而新闻部能进入人民大会堂却很少涉猎专题。这次通过阎军运作,得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汉斌特批,中央电视台专题部才走入人民大会堂,镜头直接对着常委会委员几个小时连续拍摄。该专题片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最有影响的会议报道之一,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开了时政报道的先河

    当时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如此涉及高层的时政报道能够出台,事隔22年后的2008年,阎军发表了纪实通讯《改革大潮中一滴晶莹的水》,对该事件成功报道的内幕做了一个全面披露。

    当然,其中最为瞩目的是现场即兴采访了共和国第四任委员长彭真和彭冲等几位副委员长。彭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阎军告诉记者,彭真在过去从不接受记者即兴采访,他的秘书也绝对不会批准。能采访彭真,绝对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

    在上世纪80年代,采访国家领导人,按中国新闻界的一般惯例,要向有关主管部门事先呈送采访报告,列上采访问题,经批准交首长秘书、首长同意后,再经过若干准备,指定时间地点,照准备好的材料答记者问。因程序环节太多,这种要求通常在中低层次就被卡掉。

    当时,在央视专题部要求采访彭真的介绍信被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婉言谢绝后,阎军直接请示了秘书长王汉斌。听阎军陈述完采访计划,王汉斌说:你们根据报道的需要,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想采访谁就采访谁,人大的立法活动是完全公开的。

    在采访的过程中,阎军和几名记者鼓起勇气决定主动出击。当在人大常委会现场即兴采访彭真时,84岁高龄的彭真开始觉得很突然,他一再和蔼地表示没有准备,恐怕谈不好。这时现场气氛紧张起来,警卫人员、工作人员也围了上来。

    但当委员长看到记者们真诚、毫不放弃、誓不罢休的劲头,就幽默地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宽容地笑了:好吧,就说立法吧……”

    彭真委员长从立法原则说到立法和执法的辩证关系,从改革开放和立法工作的互相依存互相促进,说到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协调,展望了未来中国立法任重道远的前景……

    五届全国人大十一次常委会会议为此顺延了40分钟。连人大的工作人员都对彭真破例接受记者即兴采访感到惊奇。

坚守记者的良知底线

    阎军在中央政法机构、有关部委和各大新闻机构有许多朋友和人脉关系,但是,她从不用来为自己升职发财谋取利益,反而是无条件地、一贯地为那些沉冤申诉的基层百姓服务。 

    在当今信息爆炸,人心浮躁,念念不忘都是利害,斤斤计较全是金钱的时代,像阎军这样认认真真的报虫子的确少见了。

    在许许多多高层采访的耀眼光环之外,很多人并不知道阎军作为一个良知高尚的新闻记者那种热爱人民、真诚为民的精神。

    热情接待来访的读者,一次次协助他们向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信访部门申诉他们的冤情。为了调查读者来信,阎军多次深入江苏、河南、山东、湖北等地的基层进行调查。

    她毫不惧怕威胁利诱,调查严谨翔实,在报纸上发表一篇又一篇详细确凿的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涉及相当级别的高官,相当权威的官方机构,批评尖锐,但是没有一件失实,没有任何的后遗症。

    一名河南平顶山的读者被当地错拘开除公职的申诉,在阎军的帮助下历经23年之久,终于得到彻底昭雪,获得了国家赔偿。

    阎军为读者提供法律援助,一贯是自己出钱招待他们在京的食宿,无偿提供大量的帮助。

    因为长期的时政记者生涯,阎军在中央政法机构、有关部委和各大新闻机构有许多朋友和人脉关系,但是,她从不用来为自己升职发财谋取利益,反而是无条件地、一贯地为那些沉冤申诉的基层百姓服务。

    面对残缺的世界,阎军没有背过脸去,在中国第一部残疾人保障法审议诞生前后,她写下的最动情的一篇文章《踏循世界文明进步的脚步》,久久撼动着整个残联系统。她是首批被全国记协、中国残联授予文明进步新闻奖、获得金色维纳斯雕像的记者之一,和央视等几名记者一起被邓朴方邀请出席香港国际活动的报道。

    200139日,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诞生及两次修改时,阎军的文章《顺应时代潮流演绎对外开放》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立法报道能获得新闻最高奖二等奖,是不多见的,同时她受到了中宣部的表扬。

    不久,阎军获得了由全国记协评选的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的荣誉。

    在新闻出版署全国高级职称委员会评选高级记者职称时,由于成绩显著,阎军获全票通过。

    过分的善良,执著的认真,纯正的正派,坚韧的敬业,正是这种精神,感动了许多人,使阎军的记者生涯得道多助。

正是这种精神,使得她成为中国新闻界的腕儿,成为许多高层机构咨询的对象,成为许多高层人士及普通百姓近距离的朋友。

 

注:阎军,西北大学校友,73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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